没法，晚上睡到铺上冥思苦想。第二天，让几个农民牵绳子，在河堤上下先画出直线，量出距离和间隔，用白石灰标出格子。我拿红绿彩旗走到河对岸，指挥他们在河堤上移动一块红布，约好红旗指向的方向就是他们移动的方向，绿旗一举就停止，用白石灰标记那个点。关键点定好了，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，一根长竹竿比量笔画的宽度，用白灰勾出轮廓，余下的事就是农民用石灰浆“
填红”。半个月过去了，我“优哉游哉”好不快活。县上革委会的头脑再来视察时，一副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的巨型标语已经出现在河堤上，自然是勉励有加。
字写完了，还是继续去抬石头。同队的魏家三兄弟，个个膘肥体壮，从下乡时就千方百计要欺负我（到现在也不知道为啥原因），看见我轻飘飘的就挣了那么多“耙合”工分，天天找我“捉对”抬石条，他高我矮、他壮我弱，还有意要我走靠坡的那一边。要是脚一软滚下去，接到滚下来的就是石条。几天以后，受不了了，但人家是副队长，在队里是一个大家族，要“
凫上水”不敢惹，咋办？想起听说的一个整人的办法。晚上等他们全部睡死了，悄悄爬起来，用草纸片沾上白酒，揭开被子下方，贴在脚心的“涌泉穴”上。第二天天不亮，几兄弟爬起来洗内裤，边洗边埋怨：“狗日的活路这么恼火，还要“跑马”（遗精）！”这一下该我提劲了，来三！继续抬石头。农民对这个生理现象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抬起石头觉得脚杆“
打闪闪”，第二天就找借口请假溜回队上，日子也就好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