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到县城读高中，小镇的保护伞渐渐挪出我的生活。一次，我阻止班上的混混欺负农村的同学时，他们对同样来自农村的我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霸凌。
高一开学后，我曾经受伤的大脚趾被椅子压到，再一次受伤，连走路都很吃力。母亲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，她每天把我背到五楼教室。她一离开，同学们侮辱和嘲讽的声音就会接踵而至。
我不知如何面对。最终选择隐瞒父母——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再哭。我向老师写信寻求帮助，老师承诺会了解情况，可是他并未处理。
霸凌变本加厉。我觉得不公平：为什么伸张正义的我，得到的结果却是被欺凌？
命运的不公已经够多。我反复追问自己：“为什么生病的是我？”
没有答案。
我渴望自己快点满21岁，彻底痊愈后，就能对抗这些攻击。我的成绩开始下滑，上课时，我会盯着教室门上方的一小块窗户看，渴望窗外路过的老师冲进教室为我打抱不平，却始终没有人为我挺身而出。也是那时，我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理想：成为一名充满正义感的老师。
四
2010年，我考上成都的一所大学，被调配到专科商务英语专业。
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自离家。我对新生活充满期待，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隐藏着病情。有时喝中药或请假去医院看病，不不知情的室友们关心我：“还没好呀。”她们没有因为我脸上的红点而远离我，看我做事时动作艰难，会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活儿。大一时，宿舍楼没有洗衣机，我手关节变形，不方便洗大物件，碰冷水手指会变紫，她们主动帮我洗衣。